論文關鍵詞:儒家道家生態(tài)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儒道兩家在生態(tài)環(huán)境倫理方面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思想，蘊含著豐富的生態(tài)智慧。本文通過對儒道兩家經典生態(tài)倫理思想的探討和挖掘，對于如何看待生態(tài)問題，樹立正確的生態(tài)倫理觀、生態(tài)保護觀和利用觀，啟發(fā)人們對十七大”建設生態(tài)文明”的思考，有著現(xiàn)實意義。
進人21世紀以來，資源短缺，環(huán)境惡化，水土流失，物種滅絕等種種生態(tài)問題已成為任何一個國家及政府不可忽視的嚴重問題。而這些問題已經直接危及到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地提出了“建設生態(tài)文明”的要求，這是對我國多年來在環(huán)境保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方面所取得成果的總結，也是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所取得的重要認識成果的繼承和發(fā)展。“生態(tài)文明，是指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fā)展這一客觀規(guī)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是指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huán)、全面發(fā)展、持續(xù)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倫理形態(tài)’。生態(tài)文明的建設不僅需要科學技術層面的支持，更需要思想理論方面的指導。對我國而言，古代儒道兩家在生態(tài)環(huán)境倫理方面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思想，蘊含著豐富的生態(tài)智慧。為實現(xiàn)生態(tài)文明提供了堅實的哲學基礎與思想源泉。可見，對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倫理思想進行總結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儒家的生態(tài)倫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國歷史最久、最具影響力的思想之一，它從春秋時期的孔孟到漢代董仲舒，宋代的程朱理學以至近代章太炎，歷經歷史的洗禮而獨成思想體系。
1.儒家愛物的生態(tài)倫理原則
從孔子開始，儒學就提出以“仁”為基本原則的倫理思想體系。在這一倫理原則的基礎上，儒家把“愛人”延伸到了“愛物”上，孔子講“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又說舜帝“仁及草木”這都包含了愛物的內容。孟子則明確的提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 “仁者愛物”這一倫理道德原則就是中國古代生態(tài)文化在儒家思想中的體現(xiàn)。
荀子在《非相》中這樣論述“愛物”的原則:“勝任也，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根據(jù)荀子的論述，人們應該在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人類群體中的其他人，更應該考慮到大自然中的各種非人存在物。漢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義法》論述了這樣的“愛物”范疇:“質于愛民，以下至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人。”認為如果不熱愛動物就不能稱為“人”。張載在前人的“愛物”基礎上提出了“民胞物與”的著名命題:“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篇》)。在這個論述中，他把所有人類看成天地所生的同胞兄弟，其他萬物都是人類的朋友，一個品德高尚的人，應該了解熱愛萬物，使萬物與人一樣的得到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空間。宋代程穎在《遺書》中說:“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勢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自然萬物是人的“四肢百體”因而不僅要以“善”的行為方式去對待自然萬物，更要把“仁愛”為基礎的道德方式延伸到自然萬物身上。
雖然儒家學說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流派且具有理論理念上的差異，但他們都把“仁愛”這一倫理原則擴展到了非人存在物身上，這些論述為我們如何對待非人存在物提供了依據(jù)，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
2.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態(tài)倫理思想
儒家的“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看成一個整體，它的可貴之處在于當它解釋人與自然的關系時，既肯定了人的主體精神，又強調了人必須順應自然，把大自然看作是一個統(tǒng)一的生命系統(tǒng)，主張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的價值，愛護一切動物植物和自然產物。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fā)展過程。
孔子提出了“效法天道”的理論:“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天表現(xiàn)為一種自然秩序，圣人的言行就是對自然秩序的遵從。同時，人與天相通:“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天是人生命的本源和主宰，所以也是人的道德是非的仲裁者。
孟子則提出了知天”、“事天”論。認為“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人性本于天，人的本質也就是天的本質。“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是對自然萬物的幫助，“順而不害”，他是人對自然的熱愛，也是人的道德修養(yǎng)所要達到的高級境界。通過認識萬物—“知天”在落實到實踐中—“事天”，孟子完成了認識上的“天人合一”到實踐中的“天人合一”的過渡。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陰陽義》中這樣論述:“天亦有喜怒之氣……與人相符，以類合之，天人一也。”認為天和人一樣有喜怒哀樂，人和自然有高度的一致性。程穎說:“言體天地只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天地之化，不可對此個別有天地。”認為“體天地之化”的“體”字是多出來的，因為人本身就是“天地之化”，“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宋元學案·明道學案》)。宋代的張載總結前人學說，終于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題。“儒者因明至誠，因誠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稱》)認為自然是一個有機整體，人是自然系統(tǒng)的有機組成部分。
總之，中國古代的儒家學者，雖然有“唯物”、“唯心”之分，“理學”、“心學”之別，但他們在論述“天人”關系這一問題時，都普遍認為“天地”是人和自然萬物的孕育者，人和自然萬物是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在肯定了人的主體精神的同時，又強調了人必須順應自然、效法自然，與自然合二為一，以期達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3.儒家生態(tài)道德行為準則
除了“仁”之外，儒家在倫理道德行為上提出了“孝”的理論，孔子把“孝”延伸到了保護生物方面。“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這是他在保護動物方面的行為，認為不以其時伐樹，不以其時打獵，是殘害生物的行為，是“不孝”。曾子引用孔子的話說::“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經》)[6〕孔子和曾子把保護自然提到了“孝”的道德行為的高度，把不合時宜地濫伐幼樹，捕殺幼獸的行為斥之為“不孝”，在一定層面上具有保護自然的實際意義。《孟子·梁惠王上》中有這樣的論述:“不違農時，谷物不可勝食也;數(shù)署不人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王道之始也。”這是在有關資料中引用最多的論述。強調給自然生態(tài)以修養(yǎng)生息的機會，恢復自然的再生產能力，避免資源枯竭。使自然資源的開發(fā)，利用進人良性循環(huán)狀態(tài)，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護生態(tài)平衡的意義。而從《夏小正》《禮記·月令》到漢代的《淮南子·時則訓》都可以找到類似的記載。
我們可以看出，古代儒家所主張的生態(tài)道德行為準則可以簡略地歸納為一種“時禁”。作為一種關注人間社會的維持和人類的普遍生存，而不僅僅是個人修身養(yǎng)性的學說，古代儒家學說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絕對地非議殺生—獵獸或伐樹，而是認為人們有些時候可以做這些事，有些時候不可以做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離不開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動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對它們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義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節(jié)制人類的欲望。
二、道家的生態(tài)倫理思想
從老子開始，道家就把自然作為哲學研究的對象。在研究自然的同時，體悟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在這些理論基礎上提出了“自然無為”的哲學。
1.“道通為一”的整體自然論
在老子哲學體系中，人和天地萬物都是以道為本原，道是自然與人存在的共同基礎，也是人與萬物的共同本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還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的自然即是指宇宙萬物的存在，又指宇宙萬物的規(guī)律—自然而然。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老子主張人應該協(xié)助自然發(fā)展，而不是自以為是，任意而為。“以輔助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為者敗之，執(zhí)著失之”。
老子還認為人與天是統(tǒng)一的，在這個統(tǒng)一體中，人只是萬物的一部分，人既不是自大的人類中心主義，也不是無所作為的臣服于自然。“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的存在和宇宙自然的存在一樣偉大。
莊子發(fā)展了老子的學說，提出“萬物一體”“道通為一”的思想。“夭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 “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莊子·達生》)。這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論。莊子認識到了人和自然的統(tǒng)一性，他認為回歸自然，順應自然，“順物自然而無私容焉。”是人生最明智的選擇，在《莊子·應帝王》)中他講了一個“混沌鑿七竅”的故事。這是一個“以人滅天”的例子，人類想用強力變更或改造自然以符合自己的意愿，結果只能導致自然本身的死亡，這對于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造成的人類中心主義是一個有益的警示。
2.“知常、知止”的生態(tài)準則
知常，也就是知“道”，知本。老子說:“知常則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德道經·十六章》)常是自然規(guī)律。莊子把“常”解釋為:“莫力之為而常自然。”(《莊子·天地》〕遵循這種自然規(guī)律就能“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jié)，萬物不傷，群生不夭。”(《莊子·繕性》。如果違背自然之常而肆意妄為就會導致兇災。
和“知常”相聯(lián)系的是“知止”。老子說:“知止可以不殆。”(《德道經·三十三章》) “知止”是要認識到人的行為應該有的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危險。在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中，這個認識是十分重要的。自然生態(tài)是一個有機的系統(tǒng)，現(xiàn)代系統(tǒng)論認為:一個系統(tǒng)可以在一定閡值內波動而保護平衡，超過這個值，系統(tǒng)就會崩潰。自然和社會系統(tǒng)都是如此。“知止”就是要求人在利用自然時必須限制自己的欲望，有所為，有所不為。“知止”表現(xiàn)在人的行為是“不妄作”，表現(xiàn)心理上是知足。老子說:“知足者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德道經·四十四章》。從反面說，人類對自然的破壞總是源于人的欲望“不知足”。“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德道經·四十六章》)現(xiàn)代世界的資源危機、能源危機與發(fā)達國家形成的浪費型消費模式有密切關系。人類如果不對自己追求物質享受的欲望進行一定的限制。就不可能建設一個人和社會、人與自然共同和諧發(fā)展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關系。所以老子提倡:“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德道經·二十九章》)明智的人應該去掉奢侈浪費，去掉那些極端過分的行為。
道家的“知止”“知常”，為現(xiàn)代人從哲學的事業(yè)正確的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構建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生態(tài)文明，提供了豐富多才的文化資源。
3.道家崇尚自然的生態(tài)價值觀念
道家哲學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崇尚自然，與生態(tài)文明的價值觀是相通的。現(xiàn)代社會人們?yōu)槭裁窗炎分鸶毁F名利作為幸福?道家對這個問題有十分獨到的見解。《列子·楊朱》借楊朱與孟氏的對話說:“人為什么要名?”曰:“以名者為富。”既富之后為什么還不停止?曰:“為死”。人既死要這些有什么用?曰:“為子孫”。所以人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為的是升官發(fā)財，福壽雙全，子孫發(fā)達，這種欲望驅使人們不斷奮斗，永不滿足。這種欲望實際上是人生存的生物本能的發(fā)展。它的存在無可厚非。但這種欲望的過度膨脹卻會對社會，對自然以至對個人自己造成危害。老子就此對人發(fā)出警告:“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持而盈之，不如其己”。貪得必失，這是社會生態(tài)的一個規(guī)律。“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德道經四十四章》“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那些拼命追逐富貴名利的人，往往從個人的私欲出發(fā)，不顧他人的利益，不顧社會的整體利益。不能以一種遠大的胸懷來考慮人與自然的關系。結果必然是受到他人的報復，社會的報復，自然的報復，“自遺其咎”。
莊子學派把這種價值觀發(fā)展為“重生輕物”和“法天貴真”的思想。“重生”是重視生命的價值，“輕物”就是輕視物質的享受，也就是輕視富貴名利的追求。人世間基本觀點“不以所用養(yǎng)害所養(yǎng)”。(《莊子·讓王》)川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用來養(yǎng)育生命的。如果把物質財富當作人生的目的而把生命作為追求財富的工具，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能養(yǎng)生者，雖富貴不以傷其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人居高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之輕身，豈不惑哉!”(《莊子·讓王》)人類自進入階級社會，追求物質財富，成為普遍的價值取向。其出發(fā)點最初只是為了改善人類的生存條件，能推動社會生產的發(fā)展，這是它積極的作用。但其負面作用卻不容忽視:它是人類各種爭奪、戰(zhàn)爭、殺戮的主要根源。道家從人的生命存在的角度，認為這種追求是“危身棄生以殉物。”道家提倡“身重于物”提倡生命自身的價值，對于那些追名逐利而喪失自我的人無疑是敲響了警鐘。
“法天貴真”是提升人的精神生命或理想人格的價值。“法天”也就是“效法自然”，“貴真”是尊重真實的生命，即是人性之真。“真有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碌碌而受變于俗，故不足”(《莊子·漁夫》)愚人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義，溺于人情俗務，殉物無厭，所以永遠也感到不滿足。明達人能夠知生命之真，也就能達到與自然精神合一的境界。“至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虛無恬淡，乃合天德”(《莊子·刻意》)合天德的境界不是儒家說的道德境界，而是一種自然審美境界:“備于天地之美”。
同樣是崇尚自然，老子重點闡述人與自然的正確關系，人世間行為的正確原則。莊子則以回歸自然來獲得人性的自由，或者說克服社會環(huán)境所造成的人的異化。道家崇尚自然的價值觀，“道通為一”的整體自然論，“知常、知止”的生態(tài)準則，在中國哲學、科學和文化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它的人與自然統(tǒng)一的思想，是今天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智慧源泉。
總之，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以東方人特有的仁慈與睿智，用整體的、有機的和辨證的思維方式，憑借直觀的生命體驗，思考和感悟人與自然的休戚相關、生死與共的關系，形成了其獨特的東方生態(tài)智慧。在天人失和、環(huán)境危機日益嚴峻的今天，重視和挖掘其獨特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倫理價值，對于我們今天正確看待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啟發(fā)人們對十七大所提出的“生態(tài)文明”的思考，樹立正確的生態(tài)文明觀，建設生態(tài)文明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