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響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生產要素流動,本文運用Shift-Share方法實證度量了2000-2007年旅游產業結構變遷對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從“結構紅利”的角度解析了旅游業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中產生的發展潛力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計算數據顯示,對大部分省份來說,旅游產業結構變遷有利于旅游業資本生產率的提升和發展,但是對另外一部分省份來說,資本要素轉移的“結構紅利假說”效應并不明顯;與結構效應相比,旅游產業內部增長效應是資本生產率增長的主要源泉。
關鍵詞:旅游業結構變遷資本生產率Shift-Share方法
一、引言
生產要素流動是影響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資本作為旅游業發展投入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在不同行業間的配置影響著旅游業的發展。庫茨涅茨(1979)認為沒有各種要素在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的充分流動,不可能獲得人均產出的高增長率。遺憾的是,國內旅游界針對此方面的研究較少,曹新向(2007)通過構建相關指標和評價體系,對中國省域旅游業的發展潛力進行了比較研究,從旅游需求潛力、旅游供給潛力以及旅游潛力保障力和旅游潛力支持力幾個方面展開了分析,但是忽略了旅游業在發展過程中由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對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楊勇,2009)運用Shift-Share方法,將旅游業潛力從產業結構變遷和要素生產率中分解出來,實證度量了產業結構變遷對旅游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但是對于資本在不同行業間的配置是如何影響旅游業發展的,沒有進行研究論述,為了填補此空白,本文在楊勇老師分析的基礎上,從資本要素人手,對資本轉移對生產率增長和旅游業發展做出一個實證檢驗。
基于統計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是2000-2007年各省份的統計數據,數據全部來自2001-2008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副本)以及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涉及到的數據主要包括旅游企業的營業收入、固定資產等。本文所說的旅游企業是根據《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及其副本中的分類方法,把旅游企業分為旅行社、星級飯店、旅游景區(點)和其他旅游企業論文下載。
二、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旅游業資本生產率的分解
現代經濟的增長既是生產率增長的過程,也是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的過程。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思想和等邊際原理,經濟資源在不同產業間實現最優化配置的結果表現為不同產業資本生產率的趨同,在現在競爭程度比較高的市場狀態下,如果旅游業各行業資本生產率存在差異,生產要素會從資本生產率低的行業向資本生產率高的行業轉移。最終實現各行業的資本生產率都相同的均衡點,而在這樣一個轉移過程中,旅游業實現了發展。Peneder(2002)認為不同部門具有不同的生產率水平以及生產率增長速度,當要素由低生產率水平向高生產率水平的部門或者由生產率增長慢的部門向生產率增長快的部門流動的時候,就會促進經濟總體生產率的提高,即“結構紅利假說”。
現在用Shift-Share方法計算旅游業產業結構變化對生產率增長的影響。這種方法認為,總的生產率是由兩部分原因引起的,各部門的資本生產增長率和資本流動。因此,總生產率增長可以分解為部門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和結構變化的貢獻,而結構變化的貢獻又進一步分解為靜態轉移效應和動態轉移效應。利用Shift-Share方法,可將中國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進行分解,以研究旅游業結構變遷效應。設旅游業總體資本生產率水平為KPt,其中KPti是指各個產業部門的資本生產率,上標t表示時期,下標i表示不同的產業部門,Stj表示行業i的t期的資本占旅游業總資本的份額,則旅游業總體資本生產率可以表示為:
其中,式(3)右邊第一項為靜態結構變遷效應,反應的是資本要素從資本生產率較低的行業向具有較高初始資本生產率水平的行業轉移時引致的總體資本生產率的凈增長效應。如果資本生產要素流向相對于資本生產率較高的行業i,則該行業在t期內的份額變化值大于0。式(3)右邊第二項為動態結構變遷效應,表現了資本要素轉移引起的動態效應,反映了資本要素從資本生產率增長較慢的行業向增長較快的行業轉移所引起的總體資本生產率的凈提升。靜態結構效應和動態結構效應之和為結構變化對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式(3)右邊第三-項為資本生產率增長效應,它衡量了由于各個行業內部的技術效率變化和技術進步等因素所導致的各行業內資本生產率增長對旅游業總資本生產率變化的貢獻,
根據式(3),計算出我國旅游業總體和各省份的靜態結構變遷效應、動態結構變遷效應和生產率增長效應(見下表)。
通過上表,計算出各省份資本生產率的均值為0,2619,標準差為0.1691。表1數據顯示,我國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率在各省份間存在較大的差異。具體到各省份來說,2007年相對于2000年,浙江旅游業的資本生產率在全國增長幅度最大,其次是重慶、寧夏、廣西、山西、云南等省份,河北、吉林、貴州、青海等四省旅游業的資本生產率增長為負值,這說明2000年以來全國絕大部分省份旅游業發展質量獲得不同程度的提升。不過,與旅游業競爭力水平的空間布局結構不同的是,有些東部省份(如天津、山東、上海等)卻表現出了較差的資本生產率增長水平。
另外,從表中資本生產率增長的分解數據來看,我國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的主要原因來自旅游行業的“生產率增長效應”(式(3)右邊的第三項),即各省份旅游業自身的資本生產率增長。表1的分解結果顯示,除了西藏、陜西和青海外,全國其他各省份的資本生產率增長效應均為正值,且對安徽、天津,廣西、山西、重慶、寧夏等省份來說,生產率增長效應成為決定該省份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的重要因素。
三、旅游產業結構變動分析
旅游產業結構本身是一個有機的、開放的系統,Shift-Share方法從效率的角度,為我們探討不同旅游行業資本生產率與資本要素之間的動態變遷關系提供了有效的度量方法。楊勇(2009)認為,旅游產業結構在演進的過程中形成的“自組織能力”決定了旅游產業的潛力,如果產業結構比較僵化,那么經濟資源很難自動的向高效率產業流動,資本要素的投入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如果產業結構比較靈活,那么經濟資源會比較順暢的從生產效率低的產業流向生產效率比較高的行業,壓縮低資本生產率行業的比重,使得要素投入得到優化配置,促進旅游業的長遠發展。
即旅游產業結構的“自組織能力”決定了旅游業發展的經濟效率,如果產業結構僵化,呈現出較強的“粘性”,經濟資源自動向高效率產業流動的機制受到阻滯,結構轉換及其緩慢甚至停止,資本等要素投入得不到有效的配置,那么,旅游業的發展潛力就必然下降:如果經濟資源向高效率產業流動的機制性對順暢,旅游產業結構“自組織能力”強,則能通過資本等要素的流動,壓縮低資本生產率行業的比重,提高高效率產業比重,調整、改變產業間的生產能力配置。形成較高的旅游業發展潛力,促進其長遠發展。
根據上文分析,式(3)右邊第一項的“靜態結構變遷效應”衡量了在資本生產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資本要素向最初時期具有較高生產率水平的旅游行業轉移時導致總的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如果初期具有較高生產率水平的行業吸引了更多的資本,并提高了自己的資本份額,則該項的符號為正,即為“結構紅利假說”:
從表1的計算數據可以看出,就全國范圍而言,“結構紅利”為正值(9.13%),但是縣體到各個省份,“結構紅利”則表現不一,其中大部分省份為正值,并且云南、重慶、安徽、福建、湖南、青海、廣西等地區“結構紅利”明顯,這說明之前該省份由于市場不成熟、交通基礎設施不完善等條件限制了本地區旅游業的發展,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該地區的旅游業發展會釋放出強大的后勁力量。與現階段的旅游競爭力空間布局(楊勇,2007)不同的是,山東、天津、上海、廣東、吉林、河北、內蒙古等省份的靜態結構變遷效應為負值,這說明該省份的旅游業產業結構向高生產率行業轉移的能力較弱,這種結構負利勢必會影響該地區未來旅游業的發展。
式(3)右邊第二項為行業結構的動態轉移效應,衡量的是資本要素向更高生產率增長率行業轉移時對總生產率增長所造成的影響。如果行業的資本生產率和資本份額同時增長(或同時減少),該項為正;如果生產率增長較高的行業資本份額減少,或者生產率增長較低的行業資本份額增加,則該項為負,即為“結構負利假說”:
根據表1,相對2000年來說,2007年絕大部分省份旅游業資本生產率都是增長的,但是,對于像河南、寧夏、甘肅、西藏、陜西等二十個省份來說,由于“結構紅利”為正,使得最終的資本生產率增長率表現為正值,即資本從最初資本生產率低的旅游行業流向了最初資本生產率高的旅游行業;但這些省份的動態結構變遷效應值為負值,出現了“結構負利”現象,這說明資本并沒有從資本生產率較低的行業轉向資本生產率較高的旅游行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旅游業的長遠發展。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只有北京、江西、新疆、江蘇等四個省份的旅游業的發展存在“結構紅利”效應同時不存在“結構負利”效應,表現出較高的旅游業發展潛力,其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也相對較快。對于吉林、河北、天津三個省來說,其旅游結構變遷不存在“結構紅利”效應的同時,卻存在“結構負利”效應,這大大影響了三個省份旅游產業發展潛力和表現,其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也相對比較慢。
四、結論
本文實證度量了2000-2007年旅游產業結構變遷對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從“結構紅利”的角度解析了旅游業產業結構變遷產生的發展潛力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計算數據說明,資本生產率增長效應是資本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靜態結構變遷效應“結構紅利”效應明顯:動態結構變遷效應表現出“結構負利”狀態,即我國絕大部分省份的旅游業的資本生產要素在從資本生產率增長較慢的行業流向資本生產率增長較快的行業時,遇到了瓶頸,阻礙了資本生產率增長率的提高;縱觀全局,由于靜態結構變遷效應和資本生產率增長效應為正值,絕大部分省份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率呈現出提高的發展趨勢。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在運用Shift-Share方法進行分析的過程中,只是從資本這一基本要素人手,該結果忽略了行業之間的Verdoorn效應,不包含結構變化對生產率增長的全部影響。(李國璋、謝艷麗,2010)在對我國產業結構變遷中的生產率增長效應分析時發現,在考慮Verdoom效應情況下,產業結構變遷對生產率的貢獻大于未考慮Verdoorn效應時對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因此,本文采用的Shift-Share方法一般會低估結構變遷效應對生產率增長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