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忽必烈；忙哥剌；阿難答；宗教思想
論文摘要：忽必烈以八思巴為國師，對八思巴執(zhí)弟子禮，以藏傳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制度，影響了整個元朝；安西王忙哥刺也信仰藏傳佛教，受戒于國師叔父槊里吉察揭兀的重臣商挺也來到安西王府，安西王、王妃、世予、公主等都以“師事之”，由商挺提出，安西王出巨資于崆峒山修建寶慶寺；第二代安西王阿難答的思想是多元的，既有藏傳佛教文化的影響，也有伊斯蘭文化的影響。
忽必烈(1215-1294)，是成吉思汗之孫，拖雷的第四子，蒙哥汗的弟弟。1232年，父親拖雷逝世，喪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早年走向成熟。他從青年時代就喜歡聽別人講述前代帝王的經歷和業(yè)績，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如竇默、姚樞、劉秉忠、史天澤、董文用等人。這些著名文化人，不但為忽必烈灌輸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思想，幫助他了解中原漢地各方面的情況，而且成了忽必烈的重要幕僚，治理國家的諸多策略和思路都出自于這個幕僚班子。同時，在宗教文化選擇方面開始接觸藏傳佛教并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對元代及元代以后的藏傳佛教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忽必烈接受藏傳佛教思想始于駐嘩六盤山時期
六盤山是成吉思汗攻滅西夏的前夜選定的行宮。1227年正月，蒙古大軍南渡黃河，接連攻占積石、臨挑、河州、西寧之后，揮師進人寧夏南部固原。德順軍(今寧夏固原市隆德縣)是成吉思汗進人寧夏南部的第一站。閏五月，天已大熱，成吉思汗駐夏于六盤山。六盤山行宮的地位，從此奠定，了蒙哥、忽必烈等成吉思汗后人駐軍六盤山并消夏的歷史格局，也奠定了后來安西王府的歷史地位。
蒙元攻滅南宋，經過窩闊臺、蒙哥、忽必烈時期的經略，先后發(fā)動過三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前后歷時40余年。蒙哥即位后發(fā)動了歷時7年的第二次蒙宋戰(zhàn)爭。忽必烈平定吐蕃、親征大理，是這次戰(zhàn)爭的第一階段。
1252年夏，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為統(tǒng)帥，老將速不臺之子兀良合臺為副統(tǒng)帥，率大軍遠征大理國(今云南大理)。這是忽必烈總領漠南軍國重事后，第一次承擔如此重大的軍事行動。遠征大理，從西南包抄夾攻南宋，是成吉思汗既定的戰(zhàn)略方針。同時，征服吐蕃也是這次軍事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六月，忽必烈在曲先腦兒覷見大汗并受命專征。
因當時南宋沒有統(tǒng)一，進兵云南的線路需取道于川藏地區(qū)。忽必烈率大軍南下，在六盤山行宮駐嘩。這期間，他派人到涼州請藏傳佛教薩迎派的新教領袖八思巴到六盤山行宮會面，咨詢進兵云南時路經藏區(qū)的相關事宜。從此開始，由于政治的需要，他們走到了一起，忽必烈最后也成了虔誠的佛教徒，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剛灌頂，包括他的王妃察必。忽必烈大軍進抵六盤山之后，請遠在涼州的八思巴到六盤山行宮議事的意義非常重大，顯然與征大理國的用兵、線路和糧草供給有關。八思巴應邀隨闊端之子蒙哥都前來六盤山行宮與忽必烈會見，忽必烈向八思巴詢問有關藏族的歷史、宗教方面的問題，之后要求八思巴派人回藏區(qū)攤派兵差，征集財物，八思巴以各種理由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忽必烈也拒絕了八思巴的請求。這樣，雙方心里都不高興。忽必烈的妃子察必是一個非常能干的女人，她是忽必烈近身的一位重要參謀和助手，忽必烈征大理的過程中，她隨侍在軍中。此刻，當她看到這種尷尬局面時，馬上出來調合，并提出應將八思巴留下來繼續(xù)問法論道。
忽必烈召見八思巴，主要是為了軍事。在與忽必烈的接觸過程中，八思巴逐漸揣摸到忽必烈的心事，就是進軍大理要通過藏族地區(qū)，需要仰仗藏傳佛教領袖幫助。當八思巴與忽必烈達成共識后，八思巴通過對西藏宗教知識的灌輸，對吐蕃、西夏藏傳佛教的影響以及對漢文典籍的了解和深入講解，對忽必烈產生了很大影響，使他從單純利用藏傳佛教轉變到在利用的同時也崇拜西藏佛教。當他們的關系更深一層的時候，王妃察必向八思巴請求傳授薩迎派的喜金剛灌頂。“灌頂”，本來是印度古代的一種儀式，國王即位時取四大海之水灌于頭頂表示祝福，后來佛教密宗也采用這種儀式。八思巴給王妃察必傳授了結緣灌頂。之后，八思巴也為忽必烈傳授了薩迎派的喜金剛灌頂，這一年忽必烈38歲。從此，八思巴成了忽必烈宗教方面的老師，被封為國師。1254年，當忽必烈出征大理北返駐$}六盤山時，與八思巴應該還有過會面。
忽必烈的這些重大宗教活動，是在駐躥六盤山時期完成的。總體上，這些宗教活動與他進軍大理的思路是一致的。此外，從宗教意義或宗教政策方面看，忽必烈接受八思巴密宗灌頂一事，對后來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對藏族地區(qū)的政策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忽必烈以八思巴為上師，對八思巴執(zhí)弟子之禮，可以說是后來元朝以藏傳佛教(喇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制度的濫筋，影響了整個元朝。
二、皇子安西王忙哥刺的藏傳佛教思想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第二年冬，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刺為安西王，“賜京兆為封地，駐兵六盤山”。同時，安西王府應運而生，并立王相府，以商挺為王相。安西王駐節(jié)六盤山，目的在于分制陜西、四川等地，任務和使命艱巨，因為統(tǒng)一南宋的戰(zhàn)爭正在進行中。早在數(shù)年前，忽必烈在召見劉好禮時，劉就上言:“陜西地重，宜封皇子諸王以鎮(zhèn)之。創(chuàng)諸都城，宜給直以市民地。”忽必烈覺得說得很在理。
忙哥刺受封的第二年，即1273年，朝廷明確安西王分治陜西和四川，遂建立開城府。在王府格局上，“仍視上都，號為上路”。不久，皇帝又封安西王為“秦王”，別賜金印。此時的安西王，實際上一藩二印，兩府并開。其府在長安者曰安西，在六盤者日開城，皆視為王府。《諸王麟三》安西王冬居于京兆(長安)，夏徙居六盤山，每年都是這么走過來的。開城安西王府這種政治上、軍事上的特殊地位的形成，是由特定的歷史背景形成的，安西王府及其所在的六盤山有著非常重要的軍事作用。
安西王受封后，六盤山行宮成了他的駐躁之地。當時元朝政治中心仍在開平，之后才開始遷人大都。在此前，開平、六盤山、四川三點一線，安西王居六盤山統(tǒng)一指揮，實際上是中央派往陜西、四川地區(qū)的最高行政和軍事機構。安西王“一藩二印，兩府并開”，地位至尊，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他實際上是皇帝經營陜西、四川的直接代理人。安西王有權派遣官吏巡視和督戰(zhàn)，調解內部紛爭，可以奏報四川的戰(zhàn)況，還可以因特殊情況發(fā)布特殊命令，稱之為“教”，以別于天子的“救”，同樣具有“圣旨”般的權威。可見安西王府當時的崇高地位。
安西王忙哥刺信仰藏傳佛教，與他的父親忽必烈有直接關系。當藏傳佛教被忽必烈定為國教之后，藏傳佛教的信仰與推崇，就與元代的政治文化與統(tǒng)治策略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了。
皇子忙哥刺自幼奉父皇之命，延請當時的中原著名文化人做他的教師，接受漢文化。但從他的名字來自“梵文幸福”之意的情節(jié)看，他應該隨父母信奉了佛教。忽必烈阪依藏傳佛教，對忙哥刺影響很大。1275年八月，國師八思巴為皇子安西王忙哥刺寫《皇子忙哥刺父母造廣、中、略三種梁若及華嚴經的說明》;第二年七月，又為忙哥刺寫《授皇子忙哥刺之教戒—吉祥串珠》。這些都說明忙哥刺與藏傳佛教的關系。
安西王忙哥刺時期，正當他的父親、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執(zhí)政時期。在宗教文化信仰方面，忽必烈以藏傳佛教薩迎學派的代表人物八思巴為“國師”，以藏傳佛教作為全國的宗教信仰而尊崇。在這個文化背景下，安西王忙哥刺同樣受這種時代宗教文化的影響，對藏傳佛教十分推崇，就連他的王相府重臣商挺都飯依了藏傳佛教。歷史遠去了，但當年安西王忙哥刺留在甘肅平涼蝗炯山上的宗教文化遺跡卻傳了下來。由《創(chuàng)修腔峋山寶慶寺記碑》(《峻恫山志》)，我們仍能看到安西王忙哥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
忙哥刺受封安西王，離開大都前往王府時，作為統(tǒng)轄西北、西南大片土地的親王，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樣非常重視藏傳佛教的信仰。據商挺撰寫的《創(chuàng)修嶺酮山寶慶寺記碑》看，離京時有國師的叔父架里吉察揭兀相隨到安西王府，商挺也以受戒弟子的身份相隨，到六盤山下的安西王府從事藏傳佛教的宗教活動。
商挺，原本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幕僚班子的重臣，官至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至元九年(1272)出為安西王相。商挺何時飯依佛門，已沒有資料來說明，但從他撰寫的《創(chuàng)修峻蛔山寶慶寺記碑》看，在元朝建立前就已經受戒于架里吉察揭兀。商挺隨安西王忙哥刺來到六盤山下的安西王府，除行施王相的職權外，還肩負著宗教傳播的任務。在安西王府，商挺“旦夕持誦，修作佛事。小心精進，不懈益虔。安西王及妃遜多禮，世子阿難答、帖古思不花阿董赤，公主吶論普演怯力密失，咸受戒于商，師事之為謹。商請居平涼之蝗恫山建設道場”囚。商挺虔誠信佛，誦經不懈，安西王與王妃、世子、公主等都以“師事之”。這與忽必烈在朝中的做法是一樣的。道場，原本是指“佛陀”成道之處，后泛指僧家誦經行道的場所。腔蛔山，為天下第一道山，在這里建寺禮佛，自然是商挺等人所看重的。在嶺炯山佛教文化發(fā)展過程中，架里吉察揭兀和商挺都是著名的僧人，也是寧夏宗教文化發(fā)展史上的著名人物。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任用藏傳佛教學派領袖八思巴為國師，設立總制院，負責管理全國的宗教事務和西藏地方事務，這是忽必烈創(chuàng)立的一種全新的宗教制度。皇室親王受封治理地方，也同樣要按照這種宗教體制來實施。安西王忙哥刺受封后來到六盤山下的王府，除了宗教人士外，像商挺這樣的政府高官阪依受戒后，也要伴隨在王府，是一種雙重身份。安西王忙哥刺、王妃和王子等王府上層人物都以商挺為師而在六盤山下的王府受戒，正式飯依宗教。
由商挺提議、安西王出巨資修建的寶慶寺，經過數(shù)年，于1278年秋天完工落成。整個殿閣宏偉，金壁燦爛。安西王和王妃親往平涼腔桐山寶慶寺上供拜祀，“周視規(guī)制，嘉靖其精敏，特授陜西、四川、西夏等路釋教統(tǒng)攝，仍刻銀比三品界之。”此時的陜西、四川、西夏等路，都是安西王所轄的地域范圍，當時的安西王和他的王相府，正是安西王歷史上權力最大、最為輝煌的時期。安西王將這些管理統(tǒng)轄宗教事務的人，授予三品銀印，彰顯的是安西王忙哥刺時期的特權。
1278年八月十八日商挺的這通碑記，記載了700多年前一樁鮮為人知的宗教文化盛事，也使我們看到了元代宗教及其在六盤山安西王府的影響。
安西王忙哥刺的兒子阿難答，繼承王位后卻飯依伊斯蘭教。而且他屬下的蒙古軍隊有一部分也信仰了伊斯蘭教。
由忽必烈到他的子孫，在數(shù)十年的經歷中，他們的宗教文化走向是不一樣的。研究他們三代人的宗教思想變化，對于元代宗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其特殊意義和一定的參考價值。其實，也是一種宗教文化多元的體現(xiàn)。
三、皇孫安西王阿難答的宗教思想
從中外史料和元代人的文字看，第二代安西王阿難答的宗教思想是多源的。
首先，藏傳佛教文化的影響。安西王府的建筑格局與建筑規(guī)模，如果已經遺失的《開城志》不能失而復得，可能就沒有相關的史料來詳盡說明它了。筆者曾用《元史·五行志》里的記載，試圖印證安西王府的建筑規(guī)模。大德十年(1306)八月，固原曾發(fā)生過一次較強烈的地震，“開城地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從地震傷亡的人數(shù)看，開城安西王府的建筑規(guī)模是很大的，此其一。其二，“延厘寺”是安西王府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延厘寺的修建，“以都城軟建諸寺為師而小之”，與北京皇家救建寺院一樣，就是小一些而已。是安西王阿難答為紀念其祖父忽必烈和祖母察必皇后，于元貞二年(1296)報請成宗皇帝準允動工修建的。前后經過八年時間，始告峻工。姚隧為新落成的寺院題名并撰寫“延厘寺”碑文。
姚隧(1238-1313)，號牧庵，是元代著名學者。收人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的《牧庵集》,就是以他的號冠名的。他的伯父姚樞是元代著名的理學家，被忽必烈邀人藩邸，提出過許多“救時之法”。忽必烈征大理時，他力主不妄殺人。忽必烈即位后曾任宣撫使、司農使。姚隧曾學于伯父姚樞，有家學淵源。姚隧撰“延厘寺”碑文時，正在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任上。“延厘寺”碑文，收人姚隧的文集—《牧庵集》，文字不是很長，大約不足1300字，但涵蓋的內容豐富，信息量大，記載了延厘寺的緣起及碑文撰寫的前前后后。
延厘寺的名字是頗有些佛教文化內涵的。在姚隧看來，如果佛教亦視“忠勤”、“孝恭”者為“善”為“福”的話，那么，佛教與儒學在教化方面可謂殊途同歸。緣此，在寺院的命名上，他將宗教與山脈連在一起思考:按傳統(tǒng)禮數(shù)，諸侯只祭祀封地內的山川。在安西王封地內，華山為西岳之尊，為安西王封地內至尊之山。“揭而宣厘，則表寺之名，莫延厘寺為宜也。”“厘”字如果讀“.?xi，是“福”的意思，通“禧”，自然是取福、禧之意。即以華山作為標幟，寺門取華山之祠門，延及六盤山，是最為合適的，便有了“延厘寺”的名字。姚縫將安西王府的兩處府邸(西安、固原)，用華山和六盤山連在一起，蘊意實在是深遠。
延厘寺是第二代安西王阿難答時期主持修建的。如果延厘寺的取名與佛教文化有關，那么，阿難答的宗教文化思想就是一種多元接受了，當然主要還是伊斯蘭文化。過去國內外學者對阿難答的研究認為，信仰伊斯蘭教，是與他自身的生活經歷有關。但依照“延厘寺”的取名，能夠看出阿難答在對待宗教文化方面的寬容。從忽必烈到其父忙哥刺，藏傳佛教文化的環(huán)境對阿難答的影響是不能排除的。再者，藏傳佛教還是元代的國教。
其次，伊斯蘭文化的影響。蒙古貴族的伊斯蘭化，是阿難答板依伊斯蘭教的宗教文化背景，這主要是指橫跨歐亞四大汗國(金帳汗國、伊兒汗國、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的蒙古貴族上層的伊斯蘭化。這四大汗國在13世紀至14世紀初，都相繼走上了伊斯蘭化的道路。由于他們的影響及其他原因，阿難答就成為信仰伊斯蘭文化的典型。
成吉思汗及其之后的兩次西征，來華的回回人已難以計數(shù)，他們被陸續(xù)安排在蒙古諸軍隊之中。因此，在安西王所轄的軍隊中，有大量的伊斯蘭信仰者，這是伊斯蘭文化生成的背景。至元十五年(1278)阿難答襲封王位。忽必烈之后，他的繼承者元成宗把忽必烈時期給予忙哥刺的那支軍隊以及原屬于他的唐兀惕(西夏)地區(qū)，賜給了阿難答。這里說的安西王的那支軍隊，就是史籍里記載的“依附于他(阿難答)的十五萬軍隊的大部分阪依于伊斯蘭教”。阿難答便在他的領地上倡導和推行伊斯蘭化政策。史籍還記載了阿難答在飯依和信仰伊斯蘭教的過程中，與皇帝元成宗在對待伊斯蘭文化及其認同問題上發(fā)生過激烈爭執(zhí)。至于巧萬軍隊的大部分信仰伊斯蘭教的問題，可能在界定上有出人，有學者對此也提出質疑。但不管怎樣，阿難答飯依伊斯蘭教，接受伊斯蘭文化有特定的歷史原因。
總體上看，忽必烈祖孫三代的宗教思想在經歷了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之后，雖然形成并確立了以藏傳佛教文化為主體的宗教文化思想，但****背景下其他宗教文化信仰相對還是有生存空間的。在阿難答身上就折射出了這樣的影子，在闡釋元代宗教文化的過程中，他應該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阿難答接受伊斯蘭文化，是有其大背景的。蒙古民族進人中原之前，先一步到達的地區(qū)是中亞。在那里，蒙古民族接觸到的是回回人、畏兀人的文化，這些文化本身帶有強烈的伊斯蘭文化色彩。這就意味著蒙古民族在接受漢文化之前已經接觸和吸納了伊斯蘭文化，此其一。其二，元朝建立后實際上實施的是一種寬容的宗教政策，是多種宗教接受和傳播的態(tài)勢。
成吉思汗時，就對宗教實行兼容并蓄的政策;成吉思汗之后的繼承者，雖因其本人對某些宗教的好惡而略有所差異外，基本上沿襲了成吉思汗時期的宗教政策。因此，在元代出現(xiàn)宗教多元并存的繁榮局面。從這個意義看安西王阿難答飯依伊斯蘭教，文化背景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