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讀書》雜志是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刊物，汪暉、黃平接任《讀書》主編后，引發了思想文化界諸多爭議。通過細應讀《讀書》十年文選所刊發文章來考察汪暉《讀書》辦刊理念的特點以及辦刊思路轉變背后的文化語境。
論文關鍵詞：《讀書》；辦刊理念；文化語境
1996年汪暉、黃平接任《讀書》主編后，《讀書》成為思想文化界爭論的陣地。主要焦點在于文章風格“不好讀”和思想內容的“左傾”。2007年，不再擔任主編的汪暉、黃平推出了三聯書店出版的《讀書》十年文選6卷本。這個6卷本的文選可以作為考察汪暉《讀書》辦刊思想的最好文本，6卷本文選基本上涵蓋了十年來《讀書》雜志的精華，也體現了汪暉和黃平對《讀書》的辦刊理念總結。
一、拓展學科領域
1996年第9期《讀書》發表了陳星燦等人的討論文章《考古學與中國的歷史圖景》，由此標志著《讀書》開始打破學科分類，以彰顯問題意識為重。拓寬學科之后，從1998年起，《讀書》開始持續地討論教育改革的問題；1999年底《讀書》開始“三農”問題的討論；2000年第9期發起了互聯網討論，2003年以后，《讀書》發表了對于醫療體制改革的批評文章，與此同時，有關生態環境、私有產權、勞動產權、國企改革、知識產權等一系列問題的討論也陸續展開。據筆者統計，從1996年5月到2007年7月《讀書》共發表稿件約4655篇（以每期35篇計算的大致數字），按照所涉及領域類別可以分為31類，包括思想文化、經濟學、政治學、法律、考古、亞洲研究、環境、醫學、教育等等；其中，文史哲類占總篇數的四分之二，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在內的社會科學文章約占四分之一，其它各類約占四分之一。《讀書》的視野從一般性的人文討論擴展到包括“三農”問題、國際政治、生態環保等在內的更為廣闊的現實領域。
學科領域的拓展使得《讀書》內容呈現“雜”和“博”的特點，且在思考深度上較過去有過而無不及。如此轉變，筆者認為可以歸因于二方面：一方面是主編的學者辦刊特色，重視理論和知識的客觀探討，而非人文情趣的咀嚼玩味；另一方面，汪暉和黃平要延續并發揚《讀書》自覺介入時代并記錄時代的特點。“我參與《讀書》的編輯工作有一點很明確，就想拓展它的領域。中國素來有一個清議的人文傳統，這本來很好，現在也特別需要。美中不足的是，文人雅士有時孤芳自賞，保持自己的清高和純潔，缺點是影響面比較小，對時代問題的敏感比較差。”拓展學科領域的目的無非是開闊視野，為讀者提供多元的、對稱的信息，有利于形成反思的討論空間。基于這樣的認識來看，不可否認的是汪暉和黃平以學者視野領航，將《讀書》引領到了更開闊的疆域。
二、介入“現實”討論問題
從1996年起，《讀書》雜志發表了一系列專題性質的討論，諸如大眾民主與憲法問題、全球化與亞洲問題、二十世紀的戰爭與革命、金融危機、三農危機、醫療改革與社會保障體制的困境、恐怖主義、新左翼與新自由主義之爭、法律與民主、民族主義、女性主義、國企改革與產權問題、生態危機、華人華僑與跨國家的網絡、媒體與新紀錄運動等等，其中一些討論成為整個社會關心的全局性問題。這些問題的討論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們對時代變革、思潮紛爭、社會問題的一種積極主動反應，也就是汪暉所說的“介入現實”。
其實，《讀書》自創辦以來，從不回避介入“現實”。陳原、沈昌文時代，《讀書》曾積極主動地呈現出“讀書無禁區”、“讀書無用論”、“人文精神大討論”等社會現實問題。汪暉主持期間，《讀書》更是自覺地介入了九十年代以來的“大轉變”，只不過此時的社會環境更為復雜，問題的討論也趨向多元化、國際化，《讀書》也在若干問題上成為觸發重要論爭的思想論壇，如《“不道德”的經濟學》(樊綱，1998年6期)和《“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溫鐵軍，1999年12期)所反映的經濟效率與道德正義問題，對當時的人文思潮和社會輿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讀書》介入這些現實性的問題討論時，主要策略還是從思想的、知識的和理論的角度出發，而不是進行直接的公眾討論或政策性辯論，這一點是繼承了《讀書》創辦初期“不是機關刊物”、“不是同人的學術雜志”的理念。對于《讀書》的這一姿態，不少人是給予肯定的，也給汪暉他們贏得了一些掌聲。但正如汪暉自己所說的那樣，在這些“介入”現實問題時，《讀書》不會退回到學術里面去，也不會完全采取大眾化，而是“專注”于理論和知識的“啟蒙”。
三、創建跨越國界的“公共空間”
《讀書》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文化思潮中始終是以“先鋒”的角色出現，逐漸形成為了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陣地，討論面涉及國內外重大問題。自1996年起，《讀書》開始和國際“接軌”，雜志持續刊發有關亞洲各國和地區、拉丁美洲以及俄羅斯、東歐等地區的討論，其中有關亞洲的文章就發表了一百多篇，內容涉及南南合作、東亞歷史、韓國工人、伊朗與冷戰、朝核問題、日本對東亞發展的反思、底層社會等等。這些討論試圖提供一種與八十年代的文化討論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探索相當不同、超越西方中心論的或者自我中心的知識圖景。汪暉和黃平非常重視這類文章的討論，而且希望《讀書》能成為一個跨越國界的公共空間。“我們希望創造一個空間，這個空間不但能夠面對中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而且也能夠面對當代世界的變化。”“為了構建這種有質量的討論平臺，《讀書》為了照顧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討論，有些文章質量不是很高，但還是發表了，因為它代表著一種立場。”這決定了《讀書》后來的思想走向和文筆風格。
十年來，《讀書》著眼于全球化的視野，邀請來自日本、韓國、歐洲、美國以及香港和臺灣的知識分子寫稿，且常常和國外的學者一起以座談、對話、辯難的形式，展開對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討論，從文化、經濟和政治等各個方面“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盡管汪暉的探索引發各方爭議，然而“這種嘗試
不僅使《讀書》成為亞洲知識分子溝通和對話的一個平臺，還為中國讀者提供了解西方之外的世界有益的參照系。”
四、結束語
《讀書》創刊至今已30多年，時代的變化深深地烙在它的足跡中。對于刊物而言，傳統是重要的，變化是必然的，沒有傳統也就沒有根基，沒有變化則意味著失去了對于時代變遷的反應能力。陳原、沈昌文時代的《讀書》和汪暉時代的《讀書》的確在辦刊理念上出現了一些不同，比如從“三無”辦刊論到介入“現實”，從人文知識分子的休閑讀物到建構批判性知識分子的討論空間，從文化啟蒙到現實關注等等。之所以出現這種轉變，除了辦刊者自己風格使然，更重要的是在9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格局變化以及全球化思潮影響下，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和知識圖景發生了轉變。知識文化界再也無法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的術語（如改革與保守、現代與傳統、開放與封閉等等二元對立的話語范式），有效地描述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圖景了。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自身80年代那種‘前現代’與‘現代’雜揉性的思想文化遺產，并以一種逆反性的眼光重新審理80年代的啟蒙思想。人們在話語結構上，開始出現了強烈的文化反思熱和對‘現代’與‘后現代’的自我審視。”這種審視的結果是思想碎片化，也就是所謂的“思想淡出，學術凸顯”。面對文化現象與社會現實問題的討論，知識分子發生了分化，由于理論和知識背景的差異，所討論的問題也就更具爭議性。然而，從傳播學角度而言，有爭議的“問題意識”反而使《讀書》再次成為海內外思想文化界備受關注的對象，從這個角度而言，汪暉所主持的《讀書》仍然反映了時代特征，這與創刊的初衷并不違背。至于《讀書》“不好讀”“讀不懂”等詬病，也許是所有思想文化刊物值得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