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這篇文章運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解讀契訶夫的《苦惱》這部短篇小說，從中分析了這部短篇小說描述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從而從馬克思主義文學的角度揭示了契訶夫所處時代存在的人性的喪失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
論文關鍵詞：契訶夫；馬克思主義文學；現實主義；典型
一、契訶夫生平簡介
契訶夫，生于小商人家庭，是19世紀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情趣雋永、文筆犀利的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的巨匠，著名劇作家。作品大多數取材于中等階層的"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揭露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殘暴，抨擊了沙皇的****制度。創作中運用現實主義手法，在他光輝而坎坷的一生中，七百余部短篇小說，還寫了一些中篇小說和劇本，代表作有短篇小說《變色龍》、《套中人》、《凡卡》、《苦惱》、《小公務員之死》等，在戲劇方面有《三姊妹》、《櫻桃園》、《萬尼亞舅舅》等。在這些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采用幽默和諷刺的手法，通過滑稽荒唐來拼擊現實，表現出冷峻深刻的社會主題，這是契訶夫區別于同時代其他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主要特征。
二、《苦惱》故事內容
《苦惱》是契訶夫早期短篇小說的力作。它的副標題是“我拿我的苦惱向誰去訴說？”小說描寫一個老馬夫姚納·波達波夫的兒子剛剛去世，他想向人們傾訴自己心中的痛若。在拉客人的過程中，他一直嘗試向乘客傾訴自己的痛苦，而他的乘客，不論是那個軍人還是那三位年輕人，無視他的訴說，只催促他趕快趕路，他們的語言粗魯，對于姚納這樣一個小人物的苦惱毫不關心。沒想到偌大的一個彼得堡竟找不到一個能夠聽他說話的人，最后他只能對著他的小母馬訴說。
三、運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解讀《苦惱》
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認為文學藝術在受到經濟基礎和其他意識形態影響的同時，也對它們發生積極的影響。作為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們特別重視文學的認識價值和文獻作用，認為文學可以告訴我們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社會狀況，它的組織制度、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人們的思想和感情方式。
同時，他們也關注文學的美學。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一部分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向讀者揭示真理，提供豐富的社會知識，因此具有一種全面的認識價值。而在馬克思主義美學原則中，現實主義處于中心的位置，這是由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規定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身處現實革命的運動中，他們更加關注當時現實的社會發展狀況，希望進步作家用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喚起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比較起其他流派的文學創作，現實主義具有更加直觀的真實性和認識教育功能（童慶炳，2004）。因此，在評價現實主義創作時，真實性成為首要標準。正如上面所述，優秀的現實主義創作既要真實描寫當時的社會現實狀況，也應反映出歷史發展的趨向。所以，這樣的文學作品一定要深入描寫人的內心及其靈魂本質，同時還要充分揭示形成種種性格的社會環境，盡可能透視人物歷史運行的前景。
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雖然已經廢除了農奴制度，但農民并沒有得到解放，資本主義的發展又把一種新的形式的剝削加在廣大人民身上。資本家繼續壓榨著他們，勞苦大眾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苦惱》寫于1886年，這個時候正是沙皇俄國黑暗時期，沙俄的殘酷統治使許多人思想麻木冷漠，不愿意正視社會現實。
這部小說講述的是一件發生在社會底層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作為俄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車夫，姚納的兒子剛剛去世，生活貧困，孤苦無助，他的不幸是顯而易見的。他心中滿是悲痛，壓得他喘過氣了。他只是渴望能有一個人能傾聽一下自己的苦惱而已，如此小的愿望，竟如登天般困難。周圍的人都對此漠不關心，無奈最后他只能將自己的苦惱說給一匹馬聽。相比之下，這匹馬反而能給他更多的慰藉。由此可見，姚納不僅物質上貧乏，生活艱苦，精神上更是沒有依托，也感受不到人與人之間的關心和同情。
契訶夫，這位偉大的批評現實主義作家，借此提示出社會下層小人物悲慘無援的處境和苦惱孤寂的心態，反映出當時社會的黑暗和人與人關系的自私、冷漠，可見這部小說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它不僅批判了當時的社會制度，同時批判了處在這種社會制度下的人們。契訶夫所處的時代灰暗，社會生存法則就是弱肉強食，恃強凌弱。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還有誰愿意傾聽姚納的傾訴呢？不論是軍人還是那三位年輕人，對姚納既冷漠又粗暴。也許是社會中這樣的痛苦太多了，也許是人們已經麻木了，沒有人愿意對姚納表現出一點溫情。
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關于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中，典型創造是一個重要問題。恩格斯十分準確地總結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經驗，指出："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創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在典型中，現實的現象與本質、個別與一般的辯證關系才能得到藝術上的解決，從而使藝術區別于把本質和一般從現象和個別中抽象出來的各種科學。同時，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必然使藝術回到社會歷史過程，從而忠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就藝術標準而言，恩格斯認定的"充分的現實主義"，"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特里·伊格爾頓，1999）。所以，在文學的現實主義評價上，人物描寫的典型性和環境描寫的典型性同等重要。
《苦惱》中契訶夫所描寫的小人物姚納就是一個典型的人物。通過他的痛苦，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環境呈現怎樣的一種病態和這種社會環境下的病態人物。契訶夫1879年入莫斯科大學學醫，1884年畢業后從醫并開始文學創作。他寫的小說喜愛揭示社會的病態，從而引起讀者的關注和思考。《苦惱》對社會病態的揭示很有特色。從精神病理學上看，"反復地向人說她(他)悲慘的故事"確是神經癥的一種表現，是創傷性的偏執所致，姚納多少有這樣病癥。但是這位大師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藝術地向人們揭示：病了的社會（不但物質貧乏而且精神冷漠殘酷）才是姚納真正的病因所在。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認為喜怒哀樂是人的天性。當一個人陷入痛苦時，需要別人的傾聽是近乎本能的行為，而接受別人的傾聽，是人的一種道德修養，是一種社會文明的表現。而在姚納所處的病態社會中竟沒人能聆聽他的傾訴，反襯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的冷漠隔絕。
四、結語
盡管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在文學的范圍內使用過"現實主義"這個詞，但他和恩格斯一樣，一向尊重富有現實主義傳統的人類文學遺產，他們反對脫離現實生活的作品。契訶夫，一個現實主義作家，通過《苦惱》這部小說，向我們揭示了社會的病態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真實地再現了作者契訶夫所處的社會，充分揭示了這種社會制度下人物的種種丑態，批判了當時制度的不公平和其所存在的種種弊端。